| 更新时间：2020/10/29 10:37:12 作者：李跃进 邓燕 来源：本站原创 点击数：23541 |
2018年新修订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2019年两高三部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，但在实务操作中，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诸多难题。本文拟以2019年达州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罪案件为样本，客观分析适用现状，通过对适用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剖析，探索推进重罪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的有效对策。
一、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
2019年1月至12月，达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重罪案件（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）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0件12人，其中诈骗罪3件3人、故意杀人罪2件2人、贩卖毒品罪1件3人、运输毒品罪1件1人、受贿罪1件1人、故意伤害罪1件1人、伪造货币罪1件1人。适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中，提出量刑建议10件12人，确定刑期量刑建议3件5人，幅度刑期量刑建议7件7人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；法院一审判决7件7人，量刑建议采纳率为100%，上诉1人，上诉理由为量刑过重。
二、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存在的主要问题
（一）提高诉讼效率与现实操作存在矛盾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为了准确及时惩罚犯罪，也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速裁程序、简易程序为切入点，以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，提高诉讼效率、节约诉讼成本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、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。但在实际办案中，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罪案件，检察官仍按照一般重罪案件办理流程进行，未敢突破现有的办案流程进行繁简分流。此外，在重罪案件中，特别是罪行严重的案件，检察官在建议量刑方面需与犯罪嫌疑人、辩护人、法官进行反复沟通，耗费大量时间、精力，难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、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。
（二）精准的量刑建议与刑事诉讼规律背离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要依据收集在案的量刑证据。重罪案件刑种较复杂，案件量刑因素也较为复杂，量刑证据形成时间跨度长，可能在犯罪前，也可能在犯罪中或者犯罪后。重罪案件中，往往累犯、再犯、犯罪次数多、犯罪手段残忍、犯罪情节严重等从重量刑情节与自首、真诚认罪悔罪、积极赔偿受害方损失等从轻情节交叉存在，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同时作用。因此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量刑建议可能由于量刑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生变化而导致其不精准。同时，如何让从宽制度在附加刑上体现也是难点。重罪案件往往刑罚较重，大多涉及到跨刑档的处罚，如果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在其不具有减轻处罚的情况下，从宽的幅度是否可以跨刑档。如果不能够跨刑档，那是建议判处无期徒刑还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，亦或是建议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因此，怎样在重罪案件的刑罚处罚上体现从宽仍值得探讨。
（三）被害人是否谅解下的从宽压力。根据两高三部《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实行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》以及《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意见》中，将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、取得被害人谅解，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。根据规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，同时被害人是否谅解又是量刑时的重要参考依据。但是在重罪案件中，随着罪行严重程度的递增，被害人的不谅解几率也会递增，假若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同时没有达到被害人谅解，如何把握从宽处理是一难点。
（四）认罪不认罚对适用认罪认罚的阻碍。重罪案件往往所判处的刑期都较高，部分犯罪嫌疑人只承认犯罪事实，对于刑期有所顾虑，认为反正都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了，还不如等待法院的判决，一旦适用认罪认罚程序，嫌疑人在庭审时一般就没有辩解的空间了，还希望在庭审时通过辩解和其辩护人的辩护来减少刑期。因此部分犯罪嫌疑人认罪但不认罚，承办人员与嫌疑人在认罪认罚程序适用商谈时，部分嫌疑人均表示不愿意适用。
三、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对策建议
（一）准确把握重罪案件的适用程序。积极探索重罪案件认罪认罚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，构建区别于不认罪案件的重罪案件审理程序，实现繁简分流，使司法机关将更多资源集中于审理其他较复杂疑难重罪案件上，真正实现不认罪重罪案件的庭审实质化。庭审时简化相关举证质证，节约庭审时间。对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内容可简化举证质证，仅就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展开质证和法庭辩论。可概括宣读证据的证明要点，经审判长允许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无异议的，可以摘要宣读证据的核心内容，简化示证质证环节。
（二）准确把握重罪案件的从宽幅度。办理认罪认罚案件，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。重罪案件一般量刑因素复杂，多种从轻情节交叉存在，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同时作用，因此，承办检察官要善于运用大数据，对近年来同类案件判决结果进行认真分析研判，充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，根据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犯罪嫌疑人在什么阶段认罪认罚、认罪认罚的程度综合考虑，确保宽严有据、罚当其罪，以有理有据地准确提出相应量刑建议。特别是明确从宽底线方面，基于重罪案件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，必须把握底线，以不至于逾越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。因此，从宽原则原则上不应造成刑档的降低，即由实质重罪变为宣告轻罪。
（三）确保律师深度参与案件办理。实践中，值班律师采用轮班制，很少会主动要求会见、阅卷，与犯罪嫌疑人的接触多限于见证签署具结书，在办案周期较短的情况下，其对案情的了解也限于与检察官的沟通。值班律师不具备辩护人的身份和地位，一般不会全程参与诉讼活动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罪名及量刑建议情况很少提出异议，更多是作为“见证者”，难以充分发挥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维护者作用，其参与度不够也必然导致法律帮助精准度不足。因此，建议同一认罪认罚案件由同一律师全程办理，且在重罪案件中，要确保律师充分阅卷，亲自与犯罪嫌疑人会见，深度、全程参与到控辩双方的协商过程中，保障被告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。
（四）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传。即便当下各地广泛的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但犯罪嫌疑人仍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了解甚少，应当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传。尽管犯罪嫌疑人能在看守所内学习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，但其对国家政策并不能通过其了解、掌握，组织检察人员到看守所展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、“认罪认罚具结书”样本，以现场讲解的形式在看守所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宣传，通过解答在押人员的疑惑，切实提高释法说理的精准性，让其充分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，争取从宽处理。
（作者李跃进系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；邓燕系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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